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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明:三十年導師經歷的幾點體會

時間:2021-01-14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各位新進的老師大家好。

1990年,我開始擔任碩士生導師,1995年擔任博士生導師,算下來我做導師也有30年左右了。所以研究生院讓我來做一個報告,講講30年來的一些體會。

1977年恢復高考,我是第一批考上大學的學生,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復旦,到如今有43年了,在這43年中,特別是在做導師的30年當中,我有一些體會,而這些體會,總與在復旦的經驗相關,因此我想應該聯系著復旦的校訓來講。

我們做學生的時候,校長在迎新會上講了復旦的校訓;后來當老師了,跟學生談論的最多的恐怕也是從復旦的校訓出發,我們應該如何培養學生,而學生又如何在自己的各個方面能夠有所提高?

“導師”在思想界、在哲學界是一個非常高的榮譽。在西方的傳統中,被稱為“導師”的一般是什么人?黑格爾稱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導師,說他們是“人類的老師”;他又把馬丁·路德和沃爾夫稱為“德國人的老師”,因為馬丁·路德把圣經翻譯成了德文,沃爾夫第一個用德文開始寫哲學,他們使得哲學開始講德語。

我們中國人也很強調這一點。我們把孔子看成是第一位教師,民間的教師。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想我們現在做導師主要是“授業解惑”,但忽視了“傳道”。導師首先是一個很高的榮譽,特別是在復旦大學,我們指導的都是特別優秀的學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必須非常尊重“導師”這樣一個稱號。各位新進導師從今天起將承擔這一責任,我想這是非常光榮的。

“入門須正,取法要高”

剛剛趙東元院士講的主要是自然科學的一些經驗,那么我的經驗主要是哲學的,或者一般來講,屬于哲學社會科學。

復旦校訓第一句是“博學而篤志”。我們做老師的首先是“授業”,也就是要讓學生能夠學習各種知識。但知識浩如煙海,我們應該指導學生做什么?我的看法是:引導學生去閱讀。而這種引導簡要概括為八個字:“入門須正,取法要高”。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嚴羽的《滄浪詩話》,其中講“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任何學術入門都要正,等到學會了基本的東西之后,才可以追求奇險。紅樓夢當中還有一段,香菱要加入詩社,讓林黛玉指點她。林黛玉告訴她,有些東西你不能先看,特別是李商隱的某些東西,入門須從盛唐開始,晚唐的詩你可以慢慢學,中唐的東西你以后也可以了解,但是必須以盛唐為始,這叫入門須正。所以她給香菱的書單中,第一是王維,第二是杜甫、李白。

“入門要正”這一條,我認為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是特別需要注意的。當然并不是說偏折的東西、顯學的東西不好,而是說如果入門就是偏折奇險的東西,學生就很難走遠。哲學上有各種不同的流派,你可以從亞里士多德入手、從康德入手、從黑格爾入手、從馬克思入手,這都是入門“正”的東西。

其次我們說“取法要高”。嚴羽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即以上等作為準則,只能得到中等效果;以中等作為準則,只能得到下等效果。有些泛泛的內容當然可以看,但是從做學術、做理論、做思想這個方面來講,取法應當高。剛才趙東元院士也講到了,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我們特別要重視基礎,不要太趕時髦?,F在有些說法認為,一些理論離我們太遙遠,早已過時了。但真的是這樣嗎?經濟史家熊彼特曾經說過:一種思想理論,它的影響力一般是從一頓飯的時間,到一代人的時間,如果這種思想理論,它的影響力幸運地超過了一代人,幸運地超過了100年,我們將把它稱為偉大。所以,當我們一位博士生做論文選題時,一位老師這樣對他說:你小心地把它放在手里端起來,一不小心掉到地上,你就再也找不到了。對待思想理論,我們應當有這樣一種態度。 

在復旦,特別是在哲學學院,導師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實際上應當負有一種責任,不是代替學生去閱讀,也不是代替學生去學習,而是需要去引導學生重視經典,重視第一手的哲學問題。我想這很重要,而且它也是復旦哲學一以貫之的傳統。

“博學”的角度講培養學生,我的體會就是不要太趕時髦。我們最初給學生應該是“大鈔票”,而不是“小零錢”?!按筲n票”是他放在口袋里一生受用的,它以后可以變成“小零錢”來花,“大鈔票”的意思就是入門是正的、取法是高的,我想這對于培養學生來講,特別是培養學生的第一步來講,恐怕是非常重要的。

“博學和篤志是聯系在一起的”

博學和篤志是聯系在一起的,入門正、取法高和他的志向有關。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諸葛亮問的第一句話是:請問將軍之志?志向非常重要,它同博學以及博學的取向是聯系在一起的。再來看“篤志”二字,“篤”意思是全心全力,“志”的意思是從事從心。如果說博學這方面主要靠智力,那么篤志則是靠心力。

我一直強調“心力”這個詞,我們太過重視智力,卻很少重視心力,也就是意志力。我認為老師一方面要培養學生去掌握知識,另一方面要磨礪學生的心力。心力是什么?意志力。怎么培養意志力?最簡單的兩個字叫“吃苦”。趙院士剛才講到做科研就是要吃苦?,F在我們的教育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另一方面是快樂主義的,至少它理想當中是這樣的,但這完全錯了。培養孩子、培養學生,讓他們在起跑線上不要失敗,怎么做?——讓他受苦。所以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現在我們的父母、老師認為學生快樂是最重要的,但實際上很多所謂心理問題、極端脆弱問題,都是這個原因導致的。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要從何時開始養?我認為要從孩提開始。而我們在培養學生的整體過程中,必須注意培養心力,也就是意志力。我們的學術、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要有生機和活力,不僅需要廣博的知識,也需要強悍的心力。

所以,“篤志”就是使得志向不僅高遠,而且能夠不斷地充實。這是需要我們老師去引導學生的。一方面要讓學生具有高遠的志向,同時也要使得這種志向能夠切合實際。徒為高遠是沒有用的,還需要“篤”?!昂V”是充實、是不斷發展提升。在這個方面,我想我們需要幫助學生了解他今天所處的時代方位。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馬克思說社會科學是特定時代的理論表現,因此它是跟時代有關的。導師為了使學生的志向能夠不斷地充實、提高,需要讓學生非常清楚我們今天處于怎樣的時代,以及我們在當今時代需要承擔什么責任。

我們今天處于怎樣的時代?第一個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是每過百年都會有大變局,甚至有時千年都未曾有過,如果我們往一百年前追溯的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中國的五四運動,這是一個尺度非常巨大的變局,而且從以后歷史來看,可能比我們想象得還要大。我的基本的體會是,變局之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完成現代化任務的同時、在占有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正在開啟一種新的文明類型。

其次,我們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通過這樣一些標志性事件,我們需要讓學生了解他所處的時代方位、歷史方位,以便讓他以此為契機去感受、去領悟、去把握,從而自覺地發展,這是導師的職責。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歷史性進程正到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它伴隨而來的是歷史性實踐的轉折點,我們的學術、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也將或早或遲發生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這一轉折從形式上來說,就是中國學術將擺脫它長期以來的對于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

由于現代性在特定階段的絕對權力,中國的學術進入到了對于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當中,這樣一種“學徒狀態”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成果豐碩的。我們由此開始了由現代性所引起的大規模的對外學習,沒有這樣一種學徒狀態,我們今天的發展、今天的歷史性實踐以及今天的學術,都將是難以想象的。不單是自然科學幾乎全從外面引進,就是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甚至我們的文學,都開始成為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比如牟宗三先生定義中國人“天”的概念,認為天是超越的形而上學的實體,就是“學徒狀態”的一種表現。

盡管學徒狀態成果豐碩,但一種學術真正的成熟,總意味著它在特定的階段能夠擺脫它的學徒狀態,并且開始獲得新的自我主張。我想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今天我們指導的學生從本科讀到碩士,再到博士,他基本處于一個學徒狀態。但一個老師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毫無疑問,是他的學生能夠成長起來,能夠成熟起來,能夠自立并且有朝一日能夠超過他的老師。所以韓愈說: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我們在做老師的過程中必須要有這樣一種心態:雖然我們是師傅,他是學徒,但是學徒會成長起來,而且我們特別希望他成長起來,能夠擺脫學徒狀態,獲得自我主張。

這種事情在學術史上是司空見慣的。謝林年齡比黑格爾還小幾歲,但是在德國古典哲學的事業當中,毫無疑問謝林是黑格爾的前輩,有段時間黑格爾還跟在謝林后面,但他逐漸地超過了他的老師。大詩人海涅在《論德國的哲學和宗教的歷史》當中,以一種文學的方式講:這位學生終于雄心勃勃地超過了他的老師,把他的老師推到了黑暗之中,并且還給他去了一個光頭。后來我們知道黑格爾成為普魯士國家哲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影響力大到了不讀黑格爾在德國幾乎可以看成是野蠻人。

我想,中國的學術也正處在這樣的一個轉折,這個轉折是伴隨著我們的歷史性實踐的轉型而來的,也就是擺脫它長期以來對于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開始它的自我主張。我們做老師的,在引導學生“博學”和“篤志”上,是需要將這樣一些最基本的背景提示給學生的,并且能夠讓學生依靠自己的方式來把握它。因為我們就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社會科學是特定時代的一個表現,如果你不讓學生了解,我想他既不能很好地掌握文獻,也不可能來樹立自己遠大的志向。

“擺脫學徒狀態,必須切問而近思”

我們如果要擺脫學術上的學徒狀態,轉而形成它的自我主張,最為關鍵的是要突出思想的重要性,所以我們的校訓接著講到了“切問而近思”,不思無以切問,不切問無以近思?!扒小焙汀敖睂嶋H上是連在一起的,就是切近地問并且切近地思。我想這一點對于我們今天來講非常重要。我們必須知道“學”和“思”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而作為導師,在培養過程當中“學”固然重要,但“思”要重要的多。

孔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是什么?知識學問;“思”是什么?思想和智慧。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東西。我們現在的學生從小學開始讀,然后終于考上好大學,又讀了本科、讀了碩士、讀了博士,還做了兩年博士后,知識很多,學問很大,但是“學而不思則罔”,就是“糊涂”?,F在基本上各個大學的老師都會強調“學”,但和“學”非常不同的“思”在今天同樣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學習以后,如果缺乏“思”,缺乏我們導師引導并且培養學生思的能力,那么結果就是糊涂。在哲學上講,阻礙思想的最大的障礙是外在反思。

什么是“外在反思”?依照哲學上的說法,它是作為一種或此不彼的推理能力,它從來不深入到事物的內容當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則,然后就把一般原則運用到任何對象任何內容上去,這叫外在反思。我們現在一般的知性的知識就采取這種方式。黑格爾在邏輯學當中專門用一節寫了外在反思,大家讀起來可能比較費勁,我剛才講的大家聽得也比較煩,但實際上這種東西很簡單,它就是我們日常教育術語當中用到的“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是從來不深入于事物本身,但是他知道一般原則,然后他就把一般原則運用到任何對象任何內容中去。

我們非常熟悉的中國革命時期有一幫人就是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們當時從俄國留學回來,講一口流利的俄語,把馬恩經典倒背如流,對于列寧的指示、共產國際的指示爛熟于胸。我想告訴大家這幫人可不是什么不學無術之人,他們的學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們指導中國革命、指揮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結果是什么?是一連串悲慘的、災難性的失敗。我們不能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錯誤,也不能說是俄國的經驗錯誤,錯在什么地方?錯在教條主義。在今天,阻礙思想的最大的障礙依然是教條主義。

所以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當中講:一個原則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僅僅是一個原則或原理,它就一定是假的。大家深思這個事情——我們導師要給學生講什么?講原則或原理。但是這個原則或原理即便是真的,只要它僅僅是一個原則或原理,只要這個學生只是把抽象的原則先驗地強加到各種對象、各種內容上去,這個原則就已經是假的了。這個過程當中缺少的是思考、是思想。我們在學生培養過程當中,特別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條件下,學習的任務當然繼續著,但思想的任務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如果我們今天的哲學社會科學只是把從外面學來的那些理論當作抽象的原則或原理,強加到各種對象、各種內容上去,那么它就必定是假的,并且必定沒有前途。學徒狀態的思維方式經常就是“外在反思”,而擺脫學徒狀態、開始獲得自我主張,必須切問而近思。沒有這一條,我們就不可能擺脫學徒狀態。

我講個小故事,黑格爾對拿破侖非常崇敬,他在歷史哲學中講到世界歷史中的“歷史個人”在西方只有三個:亞歷山大、凱撒、拿破侖。他甚至把拿破侖稱為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是他在歷史哲學和法哲學中多次批評拿破侖一件事,這件事情很簡單,他說:拿破侖想要把法國的自由制度先驗地強加給西班牙人,結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悲慘地失敗了。

我們做哲學社會科學應深思這件事。第一點,法國和西班牙有多大的差別?它們差別很小,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幾乎沒有差別,它們都屬于歐洲南部,屬于廣義的基督教世界。我們再想一個問題,拿破侖是怎樣的天才?軍事天才和政治天才。但是就是這么偉大的一個天才,他做不成把法國的自由制度強加給西班牙人這件事。

我一個朋友做法國革命史,有一次我請他解釋一下這兩點。他跟我頭頭是道講了一個小時,把拿破侖如何試圖將法國的制度嫁接給西班牙的過程全講了一遍。我說非常感謝今天的內容,但是我現在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比拿破侖如何?他說這怎么能比呢?拿破侖如皓月當空。我接著問他,我說拿破侖尚且不能夠把法國的自由制度強加給西班牙人,你整天想著把美國的自由制度強加給中國人,你是怎么想出來的?他憋了半天跟我說,他沒這么說過,我說你確實沒這么說過,但你發表的每一個演講、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這一條做前提的,也就是說你每日每時寫每一篇文章的時候,都想把美國的自由制度強加給中國人,請問你是怎么想出來的?這個就是“外在反思”。

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是不學無術,而是“有學而無思”,沒有思想。用我們通常的話來講,叫沒頭腦。他們掌握的原理是不錯的且很先進的 ,但是他們只是不用頭腦去思考。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學生就問我:吳老師,我們一方面要對外學習,但另一方面你又說我們要自我主張,這兩者如何結合呢?

這個過程實際上我們也正在經歷,用黑格爾的術語來講叫“文化結合的鍛煉”。黑格爾專門講到了古希臘——古希臘人既有自己的傳統,又面臨著強大的占有優勢的東方文化。請大家注意,那個時候的東方文化,像埃及的、印度的、巴比倫的,都是遠遠超過希臘的文化。黑格爾說,古希臘人正是經歷了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才獲得了應有的活力,并且開創了他們勝利和繁榮的時代。這個時代我們當然知道是伯里克利的時代、是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時代。

尼采關于這一點解釋得更加清楚,他說希臘人有一度看來要被外來的文化壓垮了。當時希臘人的宗教幾乎就是各種東方宗教的一場混戰,有埃及的、巴比倫的、也許還有印度的,但是希臘文化終于沒有變成機械性的文化或者裝飾性的文化,因為他們牢記德爾菲神廟那句格言:認識你自己。他們終于弄清楚自己真實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來的雜物,而沒有長久地做東方的追隨者。我想我們做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在我們今天的歷史處境當中,我們也在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一方面我們要對外學習,另外一方面我們在學習的特定階段應該要擺脫協同狀態,并且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啟發思想恐怕是導師最根本的職責,只有如此才能使學生開始獲得他的自我主張。從文化上來講是這樣,那么從較小的一方面來講,要培養學生一種跨學科的能力。我始終認為做哲學的最好能夠有一個輔助學科,還要轉益多師。轉益多師并不是要中途更換導師,而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讓他不僅學這個老師的東西,而且也能夠學其他老師的東西。所以齊白石講:學我者生,似我者死。這個過程也是一種結合的狀態與鍛煉。在這個意義上,復旦的校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對于我們做老師的來講,依然是座右銘,它把最基本的培養學生的要點都突出來了。

“從復旦校訓中引申培養學生的路徑”

最后我還想說在培養學生的過程當中,有幾個方面還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要敦促學生了解社會,關懷天下。因為我們處在這樣的一個變局當中,這個變局一方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轉折,另外一方面是世界百年未有的變局,所以了解社會、關懷天下非常重要。

第二,了解中國的社會應該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的最基本方面。自從黑格爾和馬克思以來,他們已經把法、政治、道德各種觀念形態的本質性都引導到特定的社會生活當中了。因此不了解中國社會、不了解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轉型,我們講道德建設、法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都是奢談。不知道基礎從何而來,那么一定就只是拿了一些抽象的教條并且把它外在反思地運用到各種對象上去。如果說我們的社會科學幾乎每一個研究領域的本質性都植根于特定的社會,那么不了解這樣的社會、不了解這樣一種社會正在經歷的轉型,幾乎都是癡人說夢。

第三,在培養學生過程當中,不要把學生培養成機器,我主張要讓學生讀一些無用的書,不要為了寫論文才讀書。這是培養人文素養最重要的東西——不要僅僅成為學術的機器,不然整個人都會變得枯燥乏味。他也許能寫很多論文,但是他作為一個人總有點欠缺,藝術愛好恐怕也很重要。當然我們老師自己應該先有,然后跟學生能夠有另外一種交流。因此,我想我們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就不應局限于某個單一層面,而是關乎學生整體素質的培養。

復旦的校訓應成為我們做導師指導學生最基本的點,從這當中,去生發我們培養學生時最基本的指引,同時我們也需要對于這個社會、對于天下正在發生的轉變能夠有更多的了解。只有這樣,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才會擺脫它的學徒狀態,并且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這種自我主張的學術,我想大概才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我們現在一直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不是說這種哲學社會科學多一些中國元素、多一些中國色彩。我的基本看法是具有自我主張的中國學術,只有這樣的學術才真正談得上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我想,這樣一種責任正落到了在座年輕導師們的身上,也落到了你們所要培養的學生的身上。當中國和世界經歷著巨大的變局,這樣一種培養學生的任務也會變得更為重要。我希望我們的導師都能夠從復旦的校訓當中引申自己培養學生的一種基本路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形成你們各自培養的風格和特點。

今天我就講這些體會,謝謝大家。

(本文整理自吳曉明教授在復旦大學“相輝導師學?!?/span>

首期研究生導師培訓班開班儀式中所作報告《三十年導師經歷的幾點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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